中国于安徽省合肥市召开“苗木花卉交易大会”，国家林草局在合肥成立了全国苗木花卉交易信息中心，进一步促进了行业互动与信息交换，并发布了《2023年度全国苗木供需分析报告》与《2023年度全国草种供需分析报告》。相信随着政府与社会各界对生态系统恢复认识的不断深化，生态修复下种苗行业供应链的变革一定会很快到来。
生态修复的未来
在郭陶然眼中，生态修复的前提是要有研究基础与数据的支撑。不同气候类型下的地区应该采取怎样的生态修复措施，采用什么物种，如何构建群落，均需要10年甚至20年长期的研究。
例如，华东地区残存的自然生境是否是退化前的状态是需要推敲的。在选择参照生态系统时，不能仅将修复场地周边的生境样本当作标准来参照，因为它的形成可能是偶然性的。除非这一地区内存在各种各样原始的自然生境，可以从中选择不同的生境进行比较。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，则需要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验证不同植物组合的适应性、共生的效果，才能获知应该选用哪些乡土植物，以什么样的比例使用来进行生态修复。
“乡土植物群落中的种间竞争关系十分复杂，而这些竞争关系会直接影响到群落演替的方向，这些问题目前情况都没有可靠的规律性结论。某一类型的植物组合会产生一种效果，或许另一种组合会产生更好的效果。要排除偶然性，研究出一个片区的普遍性。”
真正的生态修复工程，不仅要解决种子与苗木供应链的问题，更应配套相辅相成的基础研究。“政府可以在不同片区设立相应的研究院，给予财政支持。同时不同片区内的高校可以立项研究，与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的企业合作进行试点项目。”郭陶然认为至少通过十年左右的数据收集，以及场地修复后的成效监测，才能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，以及形成适宜不同片区的修复方案。
“不仅华东这样高度城市化的区域需要生态修复的实验与研究，甚至非常多山区也需要，因为它们大多是次生林、人工林，并不是退化前的生态系统。”
正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修复是一项并不容易成功的事业，避免生态系统退化才显得更为必要。以森林为例，被砍伐的高碳、高生物多样性的古老森林其实并不能为新的“植物造林”所替代，新造的人工林并不能抵消砍伐原始森林带来的损失。
与其事后修复，不如减少破坏。
本文来自公众号：城市中国杂志，作者：山冰沁